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中一些环境污染风险的探究

部分养殖场（户）为满足粪污还田利用的硬性要求，仅配套极少量的林地或耕地，其面积远不足以完全消纳所产生的粪污量。这种“小马拉大车”的模式导致单位面积土地承载的污染物负荷远超其环境容量，违反了“以地定畜”的基本原则。在实地走访还田地块的过程中，发现备案地块存在管网未使用或根本未还田的情形，但在报备利用计划中虚假填报地块信息，逃避监管。另外，备案计划中填报的还田地块多为农田，但实际还田大多是老林。同时，存在仅凭极少量的林地或耕地来消纳大量粪污的现象，远超土地承载力，导致养分（氮、磷）及有机物无法被有效吸收利用，大量污染物滞留于表层土壤或随雨水径流流失。

在南方，有很多地区属喀斯特岩溶地貌，地下溶洞、漏斗、裂隙等发育充分，形成了复杂且隐蔽的地下河通道。地下溶洞、裂隙发育，地下水系错综复杂，渗透性强，环境敏感脆弱。超量施用的粪污废水极易通过地表径流快速渗入地下，通过岩溶通道等地下隐蔽路径直接污染地下水体，并最终在下游泉点或地表水断面处渗出，造成“看不见”的污染转移。

很多监测数据表明，临近养殖集中区且下游存在岩溶出水点的部分河道断面，水质出现波动甚至超标情况，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COD）等，与畜禽养殖粪污的特征污染物高度吻合。被污染的地下水最终或在下游出口渗出，或直接汇入地表河流，导致河库水质富营养化，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指标浓度升高。

部分实践将“资源化利用”简单等同于“田间施肥”，忽视了种养结合的平衡测算、科学施肥的技术要求以及环境风险的评估预警，使得本应生态循环的举措异化为新的污染源。甚者严重的，有的养殖场仅将粪污集中放在极少地块，存在违法私设土壤排污口逃避环保监管排放粪污的嫌疑，“还田”之名，实为“排污”之实。

在养殖项目规划、选址及可行性论证等阶段，对周边土地消纳能力、区域地质条件、区域排水及周围敏感目标等的论证与审查不够严格，特别是土地消纳能力及粪污接受程度等方面，未能从源头规避风险。

一是养殖场主体责任缺失。村集体代为寻找消纳土地后，企业无需自行建设粪污处理设施或承担运输成本，环保支出大幅下降。然而，这种“包办式”合作导致企业产生“依赖心理”，将粪污管理视为村集体义务，而非自身法定的环保责任，有违“谁污染、谁治理”的法定原则；

二是村集体代管能力不足。村集体代为协调还田，但未建立粪肥运输、施用台账，无记录可查。多数村集体缺乏环保专业知识，难以制定科学的消纳方案。

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是一个涉及劳动力、经济、技术和风险的综合决策问题。

一是劳动力成本高，费时费力（最首要的原因），相比直接撒施化肥，使用粪肥的工序极其繁琐，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和时间成本，在农忙时节尤其不划算。

二是技术门槛与使用风险。腐熟不彻底，存在“烧根烧苗”风险。未经充分发酵腐熟的生粪在田间会继续发酵，产生大量热量和有害气体，极易造成作物根系损伤，导致减产甚至绝收，农民无法直观判断粪肥是否已完全腐熟。还有就是肥效不确定，难以精准控制。

三是经济和效率考量。化肥肥效快，作用明显，能快速满足作物生长需求。而粪肥属于缓效肥，其改良土壤的效果需要长期才能显现，对于追求当期产量的农民来说，显得“远水不解近渴”。

四是观念与习惯问题。“脏、臭、落后”的刻板印象，许多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将使用化肥视为“科学、现代、干净”的农业方式，而将使用粪肥与“传统、落后、脏累”划等号。

对养殖场配套消纳用地的真实性、足够性核查不够严格；对粪肥科学还田的技术标准（如施用时间、用量、方法）宣传指导和执行监督不到位，存在“一还了之”的粗放式管理。同时，后续对粪污去向、用量及环境效果的跟踪监测监管乏力。

过度依赖直接还田模式，对于土地不足的区域，缺乏鼓励和支持建设深度处理（如生产沼气、有机肥）等多元化利用模式的有效政策和设施配套。

养殖业与种植业分离，未能建立起紧密的、规模匹配的种养循环产业链，导致养殖集中区域的周边缺乏足够、稳定的土地来有效消纳粪肥。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乡镇人民政府牵头，联合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林业）等部门成立专班，对位于岩溶地区、江河沿岸及环境敏感区域的规模化养殖场，立即开展土地消纳配套情况、粪肥还田实践及对周边水体的影响进行彻底排查与环境风险评估，建立风险台账。在配套消纳土地中重点关注各养殖场粪污产生量与配套消纳土地（包括自有和协议签订）的真实面积及环境承载力，根据《畜禽养殖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每亩耕地合理消纳量约为5-10头猪当量粪肥，确保“以地定畜、种养平衡”。过度施用，会导致土壤孔隙堵塞、养分失衡，污染物随雨水或灌溉冲刷进入环境。

改变农民的使用习惯需要一个系统工程，核心思路就是让使用粪肥从一件“费事、有风险、没好处”的麻烦事，变成一件“省心、省钱、又省力”的明智选择。

一是提供“傻瓜式”服务，解决“麻烦”问题。建立“粪肥服务中心”，由政府扶持或市场化运作，建立区域性服务组织。它们负责从养殖场统一收集、运输、进行专业化的无害化处理和腐熟发酵，生产出稳定、安全的商品化有机肥。

二是供技术保障，解决“风险”问题。严格标准，建立信任，确保提供的粪肥是彻底腐熟、符合标准的“放心肥”，杜绝烧根烧苗和病虫害风险。可以建立品牌，让农民信任。“测土配肥”精准指导，派农技人员下乡，根据土壤化验结果和作物需求，给出精准的施用方案（每亩用多少、什么时候用、怎么用）。让农民用得明白、用得放心，看到效果。引入保险机制，探索设立“有机肥施用效果险”，如果因使用核准的腐熟粪肥导致减产，由保险进行一定赔付，彻底打消农民的最后一丝顾虑。

三是树立成功典型，让事实说话。建立核心示范区，选择一些条件好的村作为试点，提供全方位支持，打造出“样板田”。同时，组织现场观摩会，让周围农民亲眼看到示范田的作物长势、土壤状况（如更疏松、更黑）和最终产量。“邻居效应”比任何宣传都有效，让使用粪肥成为“共识”和“潮流”。

科学核定不同土地类型、作物的粪污消纳上限，制定并强制执行《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明确禁止超量施用，特别是在岩溶地貌发育区、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地带实行更严格的管制措施。

一是粪肥处理要达到稳定化、无害化标准，粪肥应充分腐熟，达到卫生学指标达到要求后方可施用，或在无害化前提下按比例加水稀释后方可施用。

二是指导规模化养殖场（户）必须配套足够的消纳土地，或与周边种植户签订明确的粪污消纳协议。并对地块进行排查，查看地块中有无岩溶、裂隙、渗井、渗坑等地下水补给区域，控制好涉地下水补给区地块的还田范围，严禁液体粪污排入地下水环境，避免地下水环境被污染。

三是推广基于土地承载力的粪污管理计划，根据土壤肥力测试和作物需求，精确计算每块土地的最大允许还田量，杜绝超量还田。

加强粪污还田过程的日常巡查与信息化监管，建立从产生、暂存、运输到消纳的全链条台账管理制度。

一是企业要制定畜禽粪肥还田利用计划。

二是企业要建立起粪污处理台账和粪肥资源化利用台账。粪污处理台账要记载清楚每天粪污产生量和处理量，消纳台账要记载清楚施用地点、施用量、施用时间，粪污处理台账和资源利用化台账要能一一对应，实现台账闭环。

严格落实“以地定畜”原则，将具备足够且匹配的粪污消纳土地作为新建、扩建养殖场的前置审批条件。对现有土地面积不足的养殖场，责令其限期配套土地或建设深度处理设施。

鼓励和支持通过固液分离、厌氧发酵（沼气工程）、生产有机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处理等方式，拓宽粪污资源化利用渠道，减轻直接还田的环境压力。

加密重点流域、特别是养殖集中区下游断面的水质监测频次。建立快速的污染溯源机制，对因粪污不当利用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生态环境与农业农村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对超量施用、在不适当时机（如雨季、地下水丰水期）施用等行为依法查处。同时，将断面水质与乡镇年终考核挂钩。

探索建立县域畜禽粪污收集、处理、利用体系，运用信息化手段监管粪污去向。加大财政支持，对建设环保处理设施、实施种养循环的养殖主体给予补贴。

综上所述，唯有坚持问题导向，采取更加科学、精细、严格的措施，方能真正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