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政策全面转向 难以扭转全球能源绿色低碳演进趋势——美国能源转型进展分析及启示

摘要：在“美国优先”的战略下，特朗普第二任期已推动实施一系列措施，颠覆了拜登政府的能源政策，标志着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正遭遇明显的逆流。本文在系统梳理美国能源政策调整意图和转变方向的基础上，结合美国能源转型进展状况，从侵蚀气候治理体系、强化化石能源依赖链、削弱新能源投资信心、加剧地缘政治摩擦等方面，全面分析了美国能源政策倒退对全球能源转型的影响，并提出对美国能源政策全面转向的理解认识与应对建议。

关键词：能源转型；美国；地缘政治；气候治理

在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低碳转型进入深水区的关键阶段，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能源政策出现了全面转向，一方面加大了对化石能源发展的支持力度，大大缩减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多次质疑全球变暖的科学性，在国际层面退出多项多边气候合作机制，释放出强烈的“反气候行动”信号。这一政策转向不仅延缓了美国自身能源结构“去碳化”的进程，也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和低碳发展方向构成了严峻挑战。

一、特朗普能源新政的主要目标与调整重点

      （一）特朗普能源政策主要目标

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能源政策纲领，旨在降低能源成本、缓解通胀压力、增加能源收入、强化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进而实现其经济与政治目标。

1.降低能源成本

当前，美国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已成为削弱其制造业竞争力和推高居民生活成本的关键因素。国际数据研究（Statista）等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美国能源消费价格指数大幅攀升（见图1）。特朗普竞选选举期间就多次承诺要将能源价格降低50%，以解决居民生活成本高涨的问题。为此，特朗普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大幅放松化石能源监管、扩大油气勘探开发、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增产等，多管齐下降低能源成本。特朗普能源新政有望在短期内释放传统的化石能源产能，增强美国本土能源独立供应的能力，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能源成本，改善美国制造业境遇与民生经济。

2.缓解国内通胀

近年来，美国通胀率持续居高不下。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美国通胀率从2017年～2019年的平均2.1%急速上升到2022年峰值的9.0%，尽管2025年3月已回落到2.4%，但仍未达到美联储设定2%的目标。由于高通胀直接冲击了工薪阶层和中下阶层选民的购买力，因此，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就将控制通胀作为任期内首要经济工作的重点。“能源+运输服务”项在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中的权重约为13.5%，其中，原油价格本身即是前一项的重要参考指标，而后一项的总成本中相当比例来自能源成本——以公路运输为例，美国能源成本约占运输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因而特朗普政府将支持本土油气产业发展、压低油价作为抵消通胀上升压力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

3.增加能源收入

按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1.8万亿美元，已连续五年超过1万亿美元。特朗普上任首日即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成立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National Energy Dominance Council），以“能源主导”为目标，推动化石能源增产、放松监管、削减绿色能源补贴、以公平贸易之名实施对等关税等措施，实现扶持本土能源产业、增加能源收入、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意图。特朗普政府意在发挥美国本土能源优势，释放传统能源发展潜力，助力纾解财政困境。

4.强化地缘政治的影响力

特朗普政府计划增强能源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工具属性，拟依托美国能源资源和技术优势，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其政府能源政策呈现出显著的地缘政治色彩，如通过扩大对欧洲市场油气出口规模、对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等措施，利用美国能源资源供应能力来调节全球能源供需的平衡，进而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体系和贸易体系，从而实现影响他国外交政策和重塑地缘政治格局的目的。

      （二）特朗普能源政策调整重点

拜登政府将气候政策摆在国内外政策的核心位置，并通过制定净零排放目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强化化石能源监管等一系列全方位、多领域、跨部门的“绿色新政”，加快清洁能源转型。特朗普就任后，试图通过行政手段重塑美国能源结构，遏制绿色能源发展，全面回归化石能源主导模式，其政策调整方向见表1所示。

1.重振煤炭产业，全面解除煤炭开发利用限制

拜登任期大力推动能源转型，实施严格的煤炭限制政策。而特朗普上台后，为进一步巩固能源独立和经济竞争力，推动煤炭政策全面转向，相继发布《重振美国美丽清洁煤炭行业》行政命令和《放宽某些固定能源监管以促进美国能源发展》声明令，将煤炭列为关键矿产，并通过撤销煤炭和煤电的限制性政策、放松环保监管、支持技术发展和煤炭出口等措施，提升煤炭产能。

2.支持油气开发，扩大本土生产和对外出口

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体系中，将油气资源定位为转型过程中的过渡能源，严格限制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而特朗普政府则将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作为刺激本土经济增长和影响全球能源格局的重要手段，通过《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释放美国能源潜力》《释放阿拉斯加的非凡资源潜力》等行政命令，废除拜登时期的油气勘探禁令支持油气基础设施建设，放松环保监管要求，试图提振油气资源开发和扩大出口。

3.推翻新能源政策，削减或取消财政资金支持

拜登政府全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工具，加大对新能源产业链的资金支持力度，拟打造全球清洁能源的霸权地位。而特朗普政府几乎全面推翻了拜登政府的“绿色新政”，削减新能源融资支持，取消新能源补贴，全面暂停海上风电项目，大幅度减弱对新能源产业的扶持力度。

4.加速核能复兴，重塑核能产业全球的领导地位

2024年11月，拜登政府在《安全和负责任扩张美国核能：部署目标和行动框架》中提出，“到2050年要将美国核电总装机规模增至现在的三倍”。在此目标基础上，特朗普政府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将2050年核电总装机规模目标扩大到现在的四倍，以期扭转长期以来美国核能发展近乎停滞的状态。为此，特朗普先后签署《重振核工业基础》《改革能源部核反应堆试验》《改革核管理委员会》《部署先进核反应堆技术保障国家安全》等四项行政命令，从简化监管流程、大规模推动核反应堆建设、重建本土核燃料供应链、扩大核技术出口等方面综合施策，试图强化美国能源安全，重塑竞争优势。

5.背弃气候承诺，全面撤销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资金支持

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抓手，并积极推动国际气候合作。而特朗普则将气候变化视为“骗局”，上任首日便以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全面撤销拜登时期多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同时，全面改革政府机构职能，解散气候变化政策办公室，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削弱环保机构权力。此外，为减少财政负担，特朗普政府撤销了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等一系列气候资金承诺，意在将资金集中投入到能够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领域。

二、美国能源转型现状

      （一）能源生产总量稳步增长，化石能源仍占主导地位

在拜登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支持下，近年来美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稳步上升，其占比已从2010年的5.9%提高到2024年的8.5%。作为主导能源，化石能源占比依然高达80%以上（见图2）。

1.页岩油气革命降低开采成本，油气产量持续增加

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成功，推动了美国油气产量的持续增长。2024年，美国油气产量占能源生产总量的64.5%，其中，天然气产量自2011年超过煤炭以来，连续14年稳居美国能源生产的核心地位，2024年约占美国能源生产总量的38.0%；原油产量也持续增长，从2011年占能源生产总量比重的16.0%增长到2024年的26.6%（见图3）。

2.煤炭产能逐步被替代，产量持续下滑

美国是全球煤炭储量最大的国家，但煤炭开采成本不断上升，与综合成本快速下降的油气和蓬勃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近年来美国煤炭总产量以及各煤种产量均呈持续下降的态势——2024年煤炭产量下降到不足2010年的一半，仅占能源生产总量的10.3%（见图4）。

.风光发电快速增长，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明显提升

美国发电量总体保持平稳态势，但化石能源发电量逐步被非化石能源所替代。14年间（2010年～2024年）发电量增长率只有5%。与2010年相比，2024年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分别降低15%、提高16%（见图5）。其中，风能与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已成为驱动非化石能源发展的主力，发电量在非化石能源发电量中的比重从2010年的7.8%提高到2024年的38.2%（见图6）。

（二）能源消费总量平稳，能源结构“低碳化”进展缓慢

美国能源消费总量已基本达到峰值，近年来总体处于“平稳期”，能源结构“低碳化”进程相对缓慢。历史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美国能源消费结构有所调整（见图7），传统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有所下降，核电消费占比基本维持不变，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约三个百分点。

1.化石能源消费占绝对主导地位

虽然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有所提升，但化石能源仍是美国能源消费的绝对主体，2024年，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仍高达82.2%（见图8）。同时，美国的化石能源消费结构也有显著改善，石油消费相对稳定，是美国能源消费的主力，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天然气消费呈明显增长趋势，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从2010年的25.9%增长至2024年的34.2%，成为化石能源消费结构改善的重要支撑；煤炭消费则持续下滑，2024年能源消费比重下降至8.4%。

2.电力消费从相对平稳转向持续增长

2020年以前，美国电力消费总体保持稳定。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制造业回归带来的电力需求上升，2024年美国电力消费达到4.1万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根据EIA预测，2025年、2026年美国电力消费仍将以2%以上增速稳步攀升，用电增长主要来自由数据中心驱动的商业领域和制造业驱动的工业领域。预计2026年美国商业领域电力消费将达到1.54万亿千瓦时，超过居民用电成为电力消费的主力（见图9）。

（三）能源基础设施规模庞大，但建设长期滞后

美国拥有庞大的能源基础设施网络，但基础设施普遍面临老化严重、投资不足、升级缓慢的困境。2025年3月，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将能源基础设施综合评级从2021年的“C-”进一步下调为“D+”，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与发展滞后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不匹配。

1.油气管网容量不足，安全风险突出

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油气管网，油气管道几乎遍布各州，Statista数据显示，美国天然气管道总长度约48万千米。随着油气产量的快速增加，管输容量成为制约石油生产供应的首要因素。以得克萨斯州为例，作为美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州，其石油管道几乎满负荷运转。此外，美国约一半的天然气主干网和大部分地方配气管网建成于上世纪50、60年代，油气管网的老化问题加剧了安全风险的隐患。根据美国交通部管道和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局（PHMSA）数据显示，2014年～2023年10年间平均每年发生294起严重的油气管道事故。

2.电网基础设施老化严重，改造资金缺口大

美国拥有96.6万千米的输电线路和885万千米的配电线路，其中输电线路大都为287 kV及以下，难以支撑大规模远距离电力输送的需要。此外，大部分美国电网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70%的输配电线路和设备已超过预期使用寿命，电网基础设施老化问题严重。尽管美国加大对输配电系统的投资支持力度，2023年输电领域和配电领域投资分别高达277亿美元和509亿美元，但改造进程仍难以满足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和终端电气化进程加速的需要，预计2033年发电和输配电领域，仍将面临高达5780亿美元的投资缺口。

      （四）能源贸易格局深刻转变，重塑全球贸易体系

依托页岩革命带来的本土油气产量快速跃升，自2019年起，美国的能源贸易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从能源净进口国转变为能源净出口国，标志着美国实现了长期以来追求的“能源独立”目标（见图10）。然而，能源独立并未消除美国整体贸易失衡问题，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仍激增17%。在“美国优先”政策框架下，特朗普政府能源贸易的战略工具属性突显，试图夯实“传统能源输出国”与“新能源规则制定者”的双重角色定位。

1.原油出口量创新高，但增速放缓

2024年，美国原油出口量攀升至410.9万桶/日的历史峰值，但同比增速降至1%，远低于2023年的14%和2022年的21%（见图1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变化以及美国出口增长乏力的态势。美国原油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欧洲、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尽管在2022年底，欧洲禁止进口俄罗斯海运原油之后，美国对欧洲的原油出口显著增加，但亚洲市场的收缩使美国油气出口承压。2024年，美国对亚洲原油出口总量下降了13.1万桶/日。其中，我国燃料需求大幅下降，从美国进口原油量同比锐减53%，降至21.7万桶/日。但是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其国内石油消费快速增加使之成为美国原油出口的新增长点。

2.保持全球最大LNG出口国地位，出口量呈扩大趋势

美国依托页岩气资源禀赋与产能优势，持续强化其作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LNG）出口国的地位。2024年，美国LNG出口量达8840万吨，约占全球贸易量的22%。根据壳牌预测，随着全球LNG需求的增加，美国LNG出口量将进一步攀升，到2030年，美国LNG年出口量将占全球贸易量的三分之一。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对美国的资源依赖显著提升，2024年美流向欧洲的出口量占比高达53%；亚洲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也逐步成为美国LNG出口扩大的重要驱动。2024年，美国对亚洲LNG出口占比从2023的26%大幅提高到33%。在特朗普出台的对等关税极限施压之下，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已启动关税谈判，拟通过增加自美国能源进口来平衡贸易顺差，此举将进一步扩大亚洲市场对美的需求。

3.筑高新能源技术壁垒，加速供应链脱钩

美国借口“美国优先”“公平贸易”单边主义和“去中国化”，构筑起新能源贸易壁垒，刺激本土制造业回流。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对我国“新三样”出口的针对性限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禁止含我国制造电池组件的电动汽车享受《通胀削减法案》税收抵免；在锂电池领域，2025年3月通过的《与依赖外国对手电池脱钩法》进一步升级技术封锁，禁止国土安全部采购宁德时代、比亚迪、远景能源、亿纬锂能、海辰储能、国轩高科等六家我国头部企业的电池；在光伏领域，通过“双反调查”“301条款”，将我国光伏产品综合税率提高至100%以上，迫使我国产能向东南亚转移以规避关税壁垒——鉴于东南亚已成为美国光伏组件的主要进口来源地，美国又开始对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四国实施“双反调查”，拟进一步阻断我国向美国的光伏出口路径。

三、美国能源政策全面转向对全球能源转型的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主要的能源生产消费国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其自身能源发展形势一方面直接影响全球的能源产品供应和消费，另一方面也将进一步加剧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性。因此，美国能源政策的逆转将对全球气候治理和能源转型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侵蚀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动摇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信心

1.全球气候目标面临更大的挑战。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将对全球温控目标造成直接威胁。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恐将进一步导致2030年美国碳排放量增加40亿吨，相当于过去五年全球通过部署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等绿色技术实现碳减排量的两倍，进一步加剧气候危机。美国气候政策逆转还引发了连锁效应，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国都表示考虑退出《巴黎协定》。

2.导致国际气候资金出现巨大缺口。当前，发展中国家存在1.3万亿美元气候资金缺口，亟需充足的资金保障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韧性并推动低碳转型。特朗普上任即下令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冻结对外国际援助，退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达成的任何其他协议，撤回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任何财政承诺，撤回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对国际气候资金造成了重大打击，也将迫使气候脆弱国家延缓转型计划。

      （二）强化化石能源依赖链，引发全球能源市场震荡

1.全球油气市场波动加剧。特朗普政府油气政策的核心为主导油气生产，确立美国在全球油气市场中的支配地位。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刺激下，美国自身油气产量大幅增长；另一方面，美国向“欧佩克+”施加压力增加石油供应，配合其推动化石能源发展政策，试图以低价原油冲击市场。在产量上升和需求疲软的叠加下，国际能源署（IEA）预计2025年油气市场将面临95万桶/日～140万桶/日的供应过剩。

2.刺激部分产煤国延缓“去煤化”进程。美国试图通过重启煤炭项目支持煤炭行业复苏，同时刺激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产煤国借势扩大煤炭生产和煤电投资。如，去年印度尼西亚曾承诺到2040年淘汰全部煤电机组，但在近期的2025年～2034年国家电力计划中，仍会增加新的煤电建设项目。

      （三）削弱新能源投资信心，推高全球能源的转型成本

1.政策不确定性削弱新能源长期投资意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大而美法案”，明确逐步取消对风电、光伏发电的税收抵免政策。此举将显著降低新能源项目的经济性，导致美国可再生能源融资规模锐减。美国可再生能源委员会（ACORE）调查显示，取消税收抵免可能导致84%的投资者和73%的开发商减少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美国的政策转向更会通过示范效应和市场机制影响全球新能源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合作。

2.关税壁垒与供应链重构推升转型成本。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推高了美国新能源设备进口的成本，迫使全球供应链重组，增加了能源转型的经济负担。根据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SEIA）数据显示，受关税政策影响，2025年一季度美国光伏各细分市场产品价格普遍上涨了2%～5%。成本上升压力最终转嫁至下游发电企业，迫使多个光伏项目延期甚至取消。此外，技术研发投入不足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下降的潜力。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清洁能源项目和技术研发资金支持，包括叫停37亿美元清洁能源财政拨款，计划关闭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的核心机构——清洁能源示范办公室（OCED），此举不仅抑制了美国本土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突破，还将阻碍全球清洁能源技术交流与升级的进程。

      （四）加剧地缘政治摩擦，削弱能源转型的稳定性

1.加剧能源系统的脆弱性。特朗普政府强化“能源政策武器化”并实施单边制裁，这将直接影响全球能源的地缘格局，推动全球供应链从全球布局向区域化、本土化转变。如美国扩大对伊朗、委内瑞拉制裁以限制其原油出口，进一步割裂了全球油气贸易流向。随着地缘政治形势恶化的加剧，各国将更加重视能源安全，聚焦提升能源自给能力、降低对外依存度，全球供应链不断重组迭代，将削弱全球能源的需求，加剧供应链系统性的风险。

2.扰乱全球能源转型合作的进程。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回归化石能源、加征关税等一系列政策，显著增加了美、欧在能源政策方面的分歧，将引发全球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全球能源治理面临分裂与倒退的风险。美、欧等传统盟友的分化，意味着核心合作阵营出现松动，国际能源转型合作格局将重塑，多边机制的协调作用将显著减弱。

四、对美国能源政策全面转向的研判

总体来看，美国能源政策的全面转向难以撼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根本趋势。相反，美国单边政策倒退越激进，越突显出加强全球多边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际社会亟需凝聚更广泛的共识，深化全球能源转型合作机制，才能有效抵御单边主义对全球能源转型造成的干扰，保障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期实现。

      （一）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大势已不可逆转

全球能源系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虽然特朗普政府在能源领域大肆“倒行逆施”，但这些局部性、阶段性政策难以扭转全球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演进的方向。

从全球能源转型格局看，可再生能源结构性替代已成定局。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达585吉瓦，创历史新高，可再生能源总装机突破4448吉瓦，同比增长15.1%，占电力总装机比重升至46%。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进一步下降，可再生能源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根据IEA预测，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达到近1.1万吉瓦。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共识。

从能源投资看，全球能源投资已转向可再生能源领域。目前，全球能源领域融资以商业融资为主，全球能源转型已实现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此外，根据IEA预测，2025年全球能源投资总额为3.3万亿美元，其中约2.2万亿美元集中投向可再生能源、核能、电网和电气化等领域，是化石能源领域投资的二倍。

      （二）美国能源政策全面转向恐被反噬

1.美国推动本土化石能源复兴效果有待进一步评估。虽然特朗普政府试图重振化石能源产业，重塑美国能源产业格局，但其短期刺激政策对化石能源复兴的实际效果面临诸多制约。EIA数据显示，受油价下跌、生产成本升高等因素影响，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原油产量将转向下降趋势；受高额的开采成本、运输成本以及清洁能源加速替代的影响，煤炭衰退趋势也难以转变。

2.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项目恐产生大量烂尾。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转向导致对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的支持出现了明显的倒退，美国本土氢能、碳捕集封存利用等相关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进程将受到严重影响。如2025年5月，美国能源部宣布终止埃克森美孚得州蓝氢项目、卡尔派恩能源碳封存计划等24个标志性减排项目；特朗普政府提议在美国2026财年预算提案中取消一系列可再生能源、碳捕集、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等项目。这种政策倒退不仅造成了技术路线的中断，更引发了市场预期的紊乱，正在侵蚀美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产业的生态。

3.联邦与州层面的能源政策正在出现撕裂痕迹。美国各州政府拥有制定能源政策的自主权，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到州政府的巨大阻力。联邦政府大力推行化石能源主导战略、削减绿色能源支持等，引发了州政府的激烈对抗。例如，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24个州自发组建的“美国气候联盟”，承诺继续履行协定目标。加州联合其他10个州对联邦政府发起了第26起诉讼，质疑其废除加州2035年燃油车禁售计划的合法性。这种政策分裂反映了联邦与州在能源发展路径选择上的根本性差异，并从实质上削弱了联邦政府能源战略在州层面的执行力。

      （三）强化全球能源转型合作势在必行

1.夯实全球能源转型战略根基，凝聚转型共识。为积极应对全球能源转型进程遭遇的单边阻力，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应积极开展能源转型对话与合作，强化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各国将长期低碳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应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能力。并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及协会的桥梁作用，深化区域间的能源伙伴关系，建立以公平、共赢为基础的合作框架，稳定跨国投资与贸易的制度预期。

2.深化国际绿色能源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突破转型瓶颈。为有效地应对美国可能制约绿色低碳技术扩散的风险，需加快构建更加开放、多元且更具韧性的跨国技术合作体系。并聚焦风电、光伏、新型储能、氢能、电动汽车、智能电网等关键技术，推动建立机制化技术协作平台，促进跨国联合研发、标准互认与示范项目落地。

3.强化跨国能源市场互联，增强供应链韧性。为应对美国单边能源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保障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与安全，应推动构建多元化、开放型的全球能源市场体系，以提升能源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可预期性。同时，建立健全全球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评估、监测与预警机制，合理布局和适当增加关键矿产资源与技术的储备，增强应对突发风险的能力。

五、美国能源政策全面转向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建议

特朗普一意孤行推动美国能源政策全面转向，不仅延缓了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更是试图破坏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国际环境。近期，特朗普采取加征关税、严厉打击转口贸易、破坏新能源产业的全球供应链结构、使用金融和贸易等手段，欲倒逼我国产业链外迁，根本目的在于削弱我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整体实力和产业竞争力。与此同时，美国政策向传统能源倾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其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速度，为我国的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等技术及产品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机遇。我国应趋利避害，优化新能源产业链，强化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积极参与技术竞争与标准制定，引领全球能源治理，有效缓解特朗普能源新政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优化国内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链整合和协同发展

在全球新能源需求分化的形势下，我国应强化新能源产业链的优化和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集中度，兼顾效率与效益平衡发展。建议推动各地结合资源禀赋和产业定位，优化新能源产业的规划布局，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式发展，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在新能源市场需求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鼓励新能源制造企业通过大吃小、强并弱，以及强强联合的方式做大做强，推动金融机构对兼并重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服务，从而促进新能源产业内部高效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强化能源安全保障，提升供应链韧性水平

优化国内矿产资源开发布局，提升资源开采与利用效率。持续推动油气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完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的储备体系，以提升应对国际市场突发情况的能力；并有序推进页岩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积极拓展多元化的能源与矿产供应渠道，与资源丰富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投资、贸易等多种方式，保障供应链的稳定；妥善处理海外产能投资项目存在的技术主权与技术转移、国际市场与国内就业、当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多种矛盾，鼓励创新融资合作机制，扩大我国与相关国家的互惠合作。

      （三）坚定多边主义立场，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发达国家减排雄心相继减弱，我国应坚定多边主义立场，求同存异，加强呼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以中国的确定性稳住不确定的世界”。加快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分享中国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绿色金融支持。尤其是在技术标准制定方面，我国应持续加大新能源技术研发的资金与人力投入，凭借我国在新能源产业的规模优势与技术积累，积极主导或参与国际能源标准的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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