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生物质能非电利用将迎突破,绿色燃料规模化痛点待解
——访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生物质能产业分会执行副主任委员张大勇
记者 王睿佳
AI摘要 2026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将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提升至战略高度,提出到2030年其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张大勇指出,生物质能是唯一能提供气、热、液多种形态的可再生能源,其定位正从单一发电向非电利用突破。行业核心增长点聚焦于生物质供热、生物天然气及绿色液体燃料(如SAF)。当前,生物天然气面临产输配用体系不畅的瓶颈,绿色燃料受制于原料天花板与技术成本,未来需通过完善市场化机制、突破气化与转化关键技术,实现多元高效利用。 (本摘要由AI辅助生成,仅供参考) 2026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新阶段,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18亿吨标准煤左右、非电利用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等目标。《规划》对生物质能作出系统部署,涵盖发电转型升级、生物天然气产业化、非粮生物液体燃料发展以及农村能源革命等方向。 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突破16.9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但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在我国能源消费中占比仅1%左右。对于生物质能行业来说,原料收集成本高、与化工产业链融合不足等挑战依然突出。当前,生物质能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定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规划》的出台对行业破解瓶颈、实现多元高效利用有何重要引导意义?就此,中能传媒记者采访了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生物质能产业分会执行副主任委员张大勇。 中能传媒:《规划》将“十五五”定位为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在风电、光伏高速扩张的背景下,生物质能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定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看待生物质能独特的战略价值? 张大勇:过去大家更多关注生物质发电利用,忽略了其非电利用方面的价值,但这次《规划》明确非电利用将实现突破。之所以有这样的调整,说到底是因为风电光伏虽然发展很快,但解决的主要是电力供给的问题。而实际上,我国终端能源消费当中,非电利用占比大概在七成左右,包括建筑采暖、工业供热、交通燃料、化工原料,等等。这些领域风电光伏很难直接有效替代,而生物质能恰恰是唯一能够同时提供气、热、液等多种形态的可再生能源,这个多元转化的能力,就是它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在。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个维度。生物质能的原料主要来自农林废弃物、畜禽粪污、餐厨垃圾这些物质,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变为污染源,它实际上同时拥有可再生能源、环保和乡村振兴三个方面的天然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综合价值确实不能简单用装机规模来衡量。 中能传媒:《规划》提出“发电与非电利用协同并举”,并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在这一目标框架下,生物质能作为兼具能源与环保属性的独特品种,其在非电利用领域的核心增长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大勇:“十五五”期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规模要增长1.5倍,这个目标对行业来说压力不小,同时也意味着明确的市场空间。 从增长点来看,我认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生物质供热。2025年全国生物质供热量已经达到5.21亿吉焦,同比增长6.5%,无论是工业园区清洁供热还是北方农村的清洁供暖替代,这块的市场空间依然很大。 第二个是生物天然气,2025年产量大约5.3亿立方米,预计2035年达到50亿立方米级规模,这个增长幅度意味着整个产业链都会面临系统性扩张。 第三个是绿色液体燃料,包括绿色航空燃料、绿色甲醇、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等,目前折合油当量大概800万吨,未来增长空间相当可观,尤其是在航空海运领域,绿色燃料是刚性需求。 中能传媒:目前生物质发电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中的占比较小。《规划》提出“大力推进生物质发电转型升级”。您认为“转型升级”的核心方向是什么?是向热电联产、生物质与风光耦合,还是向非电利用领域战略转移? 张大勇:《规划》中提到的生物质发电转型升级主要讲的是存量生物质发电项目,2025年总装机容量4743万千瓦,要让这些项目一部分转型为热电联产,一部分与风电、光伏发电进行深度耦合,充分发挥生物质发电稳定可靠的优势,弥补风电、光伏发电不稳定短板。对于增量生物质项目,更多鼓励进行非电利用、高附加值利用。 中能传媒:《规划》提出“稳步发展非粮生物液体燃料”,提及生物柴油、非粮燃料乙醇、生物航空煤油。近年来可持续航空燃料(SAF)成为国际热点,应如何看待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产业基础与“十五五”时期的市场前景?制约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张大勇:受欧盟和国际民航组织对航空领域脱碳法案影响,近两年SAF燃料热度不减,为我国“十五五”期间生物液体燃料产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从产业基础来看,截至2026年6月,我国已投产的SAF产能达170万吨/年。2026年初,国家为生物航煤设置了专属海关出口编码,我国具备了一定的SAF发展基础。从“十五五”市场前景来看,2030年全球SAF市场需求将达1550万吨,海外市场会成为消纳国内产能的重要增量,国内SAF市场需求也会逐步释放,预计“十五五”末,国内SAF年需求可达300万吨,绿色燃料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但要实现规模化发展,核心制约因素还是SAF产业的规模化和经济性。一方面,现有产能大部分走的是HEFA(加氢处理酯和脂肪酸)技术路线,也就是以废弃油脂为原料,这条路线相对成熟,但原料供应是有天花板的,未来难以支撑行业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费托合成、醇喷工艺、电转液等新型路线工艺尚未成熟,转化效率偏低,成本居高不下,整体尚不具备市场化竞争力,这也是制约行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痛点。 中能传媒:《规划》提出“推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在农林废弃物丰富和种植、养殖产业发达地区规划建设生物天然气项目,并探索建立产输配用体系。目前我国生物天然气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什么?“十五五”期间产业化的突破口在哪里? 张大勇:生物天然气产业目前的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不缺技术,不缺原料,缺的是一个顺畅的市场流通体系和刚性市场。具体来看,2025年我国已建成规模化生物天然气(沼气)项目230个。其中,生物天然气项目146个,产能约10亿立方米/年,实际产量约5.3亿立方米/年,产能释放并不充分。问题出在哪里呢?县里产的气找不到城里的买家,城里的用气大户想买绿色燃气又找不到稳定的供应商,高成本、跨区域流通是发展生物天然气的两大壁垒。与此同时,缺乏公允的价格参考标准,绿色价值没法通过价格信号体现出来。 《规划》提出的“探索建立生物天然气产输配用体系”这十几个字,在我看来分量很重,它意味着发展逻辑从“只管建得成”转向“确保用得上”。具体怎么突破?我觉得三个方向值得关注。一是量化生物天然气的绿色价值。二是对重点用能企业依据四部委42号令(《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设置非电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目标。三是建立生物天然气“账面”消费制度,打破生物天然气跨区域流通壁垒。 中能传媒:《规划》将农村能源革命列为重点,要求提升农村自主保障能力,并推动“村能村用”微能网试点。在“千乡万村驭风”“千家万户沐光”大力推进的同时,生物质能在农村能源体系中的差异化优势是什么? 张大勇:生物质能在农村能源体系中的差异化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承担环境治理的兜底功能。农村每年产生大量秸秆、粪污等有机废弃物,若得不到妥善处理,将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生物质能将废弃物转化为能源,这是风光发电无法替代的。 第二,在发电领域与分布式风光形成协同互补。风光发电存在间歇性和波动性,而生物质发电出力稳定可控,可发挥调峰支撑作用,二者是长短互补的关系,共同提升微能网运行的可靠性与经济性。 第三,在非电利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农村热力需求较高,冬季取暖、农副产品加工等均需热能支撑,风光发电无法直接满足。生物质通过直燃、成型燃料、沼气等方式转化为热能和燃气,成本优势显著。 中能传媒:《规划》提出加强生物质能等领域前沿技术研发。您认为“十五五”期间最迫切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当前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主要障碍是技术成熟度、成本,还是政策配套?协会在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有何计划? 张大勇:从技术研发的角度来看,“十五五”期间我觉得最迫切需要突破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高效生物质气化技术。气化是连接生物质资源与绿色燃料产品的关键环节,传统气化设备焦油产量高、原料适应性差、运行稳定性不足,这些问题制约了下游合成燃料的规模化生产。另一个是非粮生物液体燃料的转化工艺。核心难点集中在纤维素高效解构、混菌共发酵这些环节,转化率和生产成本仍然是制约产业化的关键因素。 产业发展初期政策推动至关重要,以政策打开市场需求,以需求牵引科技成果转化和降低成本。 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十五五”期间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承上启下,整合产学研用和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牵头组建生物质能产业创新发展基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资本投入为杠杆,通过双轮驱动解决行业“卡脖子”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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